专业/斯科特·鲁宾与研究造假
对于希望在其领域领先的研究人员来说,捏造研究结果可能很诱人。他们可能会捏造数据,因为他们感到发表论文的压力,想要提高自己的声誉,或者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尽管同行评审过程有效地阻止了许多此类案件,但一些情况可能会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溜走。
然而,专业人员有责任维护其工作的完整性。专业人员是透明和诚实的,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可能伴随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结果而来的荣誉或金钱。同样,如果一名专业人员注意到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会指出并试图阻止它。
麻醉师斯科特·鲁宾在被发现之前,成功地实施了13年的研究欺诈。幸运的是,当一些人怀疑有猫腻时,他们阻止了这种欺诈行为持续更长时间。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斯科特·鲁宾的研究欺诈、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研究人员的道德困境。
斯科特·鲁宾于1985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医学学位。在纽约西奈山医疗中心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鲁宾搬到马萨诸塞州,从1991年到2009年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贝斯泰特医疗中心担任麻醉师。在贝斯泰特医疗中心,他担任急诊疼痛科主任,为外科手术患者提供麻醉服务和术后治疗。鲁宾还是波士顿塔夫茨大学麻醉学和疼痛医学教授。 [1]
鲁宾对术后多模式镇痛策略的研究很感兴趣,研究使用各种止痛药疗法而不是阿片类药物。他理论认为,“多模式镇痛疗法将对疼痛同样有效,促进长期愈合,并避免与阿片类药物疗法相关的某些副作用”[2]。特别地,鲁宾专注于COX-2抑制剂在术后疼痛管理中的作用。由于对所用药物的安全性存在疑问,多模式镇痛一直存在争议;然而,鲁宾报告称,他的研究证实了 COX-2 抑制剂的安全性 and 疗效。
2005年,鲁宾开始了一项名为“西乐葆[西乐葆]围手术期给药作为门诊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多模式镇痛的一部分”的临床研究。鲁宾提议治疗100名患者(50名安慰剂组和50名西乐葆组),以研究使用西乐葆(辉瑞生产的 COX-2 抑制剂药物)的多模式镇痛的疗效[3]。2007年,他在《麻醉与镇痛》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这项提议研究的文章。在这些出版物中,他报告称治疗了200名患者(安慰剂组100名和西乐葆组100名)。此外,他记录了该临床研究表明多模式镇痛疗法是成功的。 [4] [5]
这并非鲁宾唯一的临床研究。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鲁宾进行了许多与术后疼痛管理相关的 COX-2 抑制剂临床研究(发表在《麻醉学》和《麻醉与镇痛》等期刊上),这些研究影响了麻醉学的标准护理。鲁宾被列为 72 篇论文的作者,其中 39 篇是临床研究。在 2002 年至 2009 年期间,鲁宾的论文平均每年引用约 200 次;总的来说,鲁宾的论文已被引用超过 2600 次。
根据法庭文件,鲁宾的部分资金来自与辉瑞的独立研究赠款协议。 [6] 在 2005 年提到的研究中,鲁宾从辉瑞获得了 73,512.00 美元。事实上,在 2002 年至 2007 年期间,辉瑞为鲁宾的大部分研究提供了资金。 [7]
2009年,在例行审计中,贝斯泰特的首席医疗官哈尔·詹森注意到鲁宾的摘要从未获得医院审查委员会的批准。这些本应验证贝斯泰特出版物有效性和确保其质量的审计,每年只针对约 5% 的出版物进行,这使得鲁宾的欺诈行为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溜走。在注意到这一不一致后,詹森对鲁宾的研究展开了调查,而《麻醉与镇痛》杂志暂停了他的论文发表。
独立地,骨科医生埃文·埃克曼开始怀疑鲁宾。埃克曼收到了一篇鲁宾的论文,他被要求为某杂志审阅这篇论文,但是当他向鲁宾索要论文中列出的骨科医生的信息时,鲁宾停止了与埃克曼的一切交流。同年晚些时候在一个会议上,埃克曼被递交了一份同一篇论文的副本,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为共同作者。鲁宾在未经埃克曼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埃克曼的签名并将他的名字列为共同作者。 [8] [9]
2010 年 1 月,鲁本因伪造数据和病人信息而承认医疗欺诈罪;他还被指控伪造罪,因为他未经许可擅自添加了与研究无关的合著者姓名。他于 2010 年 6 月被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联邦地区法院指控。在他宣判备忘录(2010 年 6 月)时,鲁本被发现犯有“发表六篇虚假文章,获得超过 360,000 美元的科研资金”罪。[10] 除了被吊销行医执照外,鲁本还被判处 6 个月监禁,并被勒令支付超过 400,000 美元的罚款和赔偿金。 [11] 此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禁止鲁本参与未来的研究。 [12] 根据鲁本的判决备忘录,“鲁本博士不可能再从事研究工作,因此他的不端行为也不可能再次发生。” [13]
自从鲁本的欺诈行为曝光后,他的许多出版物都被撤回。2015 年,《撤稿观察》(一个专门报道科学论文撤稿的博客)报道了鲁本的 25 篇论文被撤稿。 [14] 然而,2018 年 4 月在 PubMed Central 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期刊文献档案中进行的搜索发现,至少有 30 篇鲁本列为作者的论文被撤稿
斯科特·鲁本发表的被撤回的论文(2002-2008) |
---|
鲁本 SS、Fingeroth R、Krushell R、Maciolek H。“对罗非考昔用于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管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关节置换杂志》。2002 年 1 月;17(1):26-31。 |
鲁本 SS、Bhopatkar S、Maciolek H、Joshi W、Sklar。“罗非考昔在门诊关节镜膝关节手术后的预防性止痛作用”。《麻醉与镇痛杂志》。2002 年 1 月;94(1):55-9。 |
鲁本 SS、Sklar J。“克隆丁用于膝关节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管理的静脉区域麻醉”。《临床麻醉杂志》。2002 年 3 月;14(2):87-91。 |
鲁本 SS、Sklar J。“前交叉韧带手术的预防性多模式镇痛”。《区域麻醉与疼痛医学》。2002 年 3-4 月;27(2):225-6。 |
鲁本 SS、Steinberg RB、Maciolek H、Joshi W。“控释羟考酮术前管理门诊腹腔镜输卵管结扎术后疼痛”。《临床麻醉杂志》。2002 年 5 月;14(3):223-7。 |
鲁本 SS、Steinberg RB、Maciolek H、Manikantan P。“使用前臂与上臂止血带进行利多卡因和酮洛芬静脉区域麻醉镇痛效果的评价”。《麻醉与镇痛杂志》。2002 年 8 月;95(2):457-60。 |
Joshi W、Connelly NR、鲁本 SS、Wolckenhaar M、Thakkar N。“对罗非考昔用于术后疼痛管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麻醉与镇痛杂志》。2003 年 7 月;97(1):35-8。 |
鲁本 SS、Makari-Judson G、Lurie SD。“对文拉法辛 XR 用于预防乳腺癌切除术后疼痛综合征的围手术期管理有效性的评价”。《疼痛症状管理杂志》。2004 年 2 月;27(2):133-9。 |
鲁本 SS、Connelly NR。“环氧合酶-2 选择性非甾体抗炎药的围手术期应用可能提供更安全的替代方案”。《麻醉学》。2004 年 3 月;100(3):748。 |
Joshi W、Connelly NR、Freeman K、鲁本 SS。“克隆丁添加到布比卡因 0.125% 中对儿童尾部阻滞的镇痛效果”。《儿科麻醉学》。2004 年 6 月;14(6):483-6。 |
鲁本 SS、Rosenthal EA、Steinberg RB、Faruqi S、Kilaru PA。患有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病史患者受累上肢的手术:克隆丁静脉区域麻醉的应用。《临床麻醉杂志》。2004 年 11 月;16(7):517-22。 |
鲁本 SS。“预防手术后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的发生”。《麻醉学》。2004 年 11 月;101(5):1215-24。 |
鲁本 SS。“手术后神经痛的预防”。《疼痛》。2005 年 1 月;113(1-2):242-4。 |
鲁本 SS、Ekman EF。“环氧合酶-2 抑制对镇痛和脊柱融合的影响”。《美国骨科与关节外科杂志》。2005 年 3 月;87(3):536-42。 |
鲁本 SS、Ablett D、Kaye R。“高剂量非甾体抗炎药会损害脊柱融合”。《加拿大麻醉杂志》。2005 年 5 月;52(5):506-12。 |
Carr DB、鲁本 S。“关于初级保健医师疼痛管理的最新问题的更多信息。急性疼痛:多模式管理方法”。《疼痛和姑息治疗药理学杂志》。2005 年;19(1):69-70。 |
鲁本 SS。“锁骨上臂丛阻滞优于全身麻醉”。《麻醉学》。2006 年 1 月;104(1):207。 |
鲁本 SS、Ekman EF、Raghunathan K、Steinberg RB、Blinder JL、Adesioye J。“环氧合酶-2 抑制对脊柱融合术后急性及慢性供体部位疼痛的影响”。《区域麻醉与疼痛医学》。2006 年 1-2 月;31(1):6-13。 |
鲁本 SS、Pristas R、Dixon D、Faruqi S、Madabhushi L、Wenner S。“杜普伊特伦挛缩筋膜切除术后复杂性区域疼痛综合征的发生率:对四种麻醉技术的观察性前瞻性研究”。《麻醉与镇痛杂志》。2006 年 2 月;102(2):499-503。 |
鲁本 SS、Buvanendran A、Kroin JS、Steinberg RB。“血管手术后环氧合酶抑制剂对中枢神经系统前列腺素 E2 的术后调节”。《麻醉学》。2006 年 3 月;104(3):411-6。 |
Rathmell JP、Wu CL、Sinatra RS、Ballantyne JC、Ginsberg B、Gordon DB、Liu SS、Perkins FM、鲁本 SS、Rosenquist RW、Viscusi ER。“急性术后疼痛管理:对当前实践的批判性评估”。《区域麻醉与疼痛医学》。2006 年 7-8 月;31(4 Suppl 1):1-42。 |
鲁本 SS、Buvanendran A、Kroin JS、Raghunathan K。“塞来昔布、普瑞巴林及其联合用药用于脊柱融合手术的镇痛效果”。《麻醉与镇痛杂志》。2006 年 11 月;103(5):1271-7。 |
鲁本 SS。“手术后慢性疼痛: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它”。《当前疼痛和头痛报告》。2007 年 2 月;11(1):5-13。 |
Madabhushi L、鲁本 SS、Steinberg RB、Adesioye J。“术后布比卡因和克隆丁神经周围输注在截肢术后预防幻肢痛和残肢痛的有效性”。《临床麻醉杂志》。2007 年 5 月;19(3):226-9。 |
鲁本 SS、Buvanendran A。“通过预防性多模式镇痛技术预防骨科手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美国骨科与关节外科杂志》。2007 年 6 月;89(6):1343-58。 |
鲁本 SS、Ekman EF。“启动预防性多模式镇痛方案对门诊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麻醉与镇痛杂志》。2007 年 7 月;105(1):228-32。 |
鲁本 SS、Ekman EF、Charron D。“评价塞来昔布作为门诊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多模式镇痛的一部分的镇痛效果”。《麻醉与镇痛杂志》。2007 年 7 月;105(1):222-7。 |
鲁本 SS。“非甾体抗炎药和考来昔布在急性疼痛管理中的作用的更新”。《麻醉学评论》。2007 年 10 月;20(5):440-50。 |
鲁本 SS、Buvenandran A、Katz B、Kroin JS。“关于围手术期塞来昔布管理在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的作用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改善临床结局”。《麻醉与镇痛杂志》。2008 年 4 月;106(4):1258-64。 |
鲁本 SS、Yalavarthy L。“预防胸外科手术后慢性疼痛的发生”。《心胸血管麻醉杂志》。2008 年 12 月;22(6):890-903。 |
影响
[edit | edit source]手术患者
[edit | edit source]数百万患者根据鲁本的欺诈性声明被开了 COX-2 抑制剂处方,因此存在患者健康的风险。尽管动物研究表明 COX-2 抑制剂与骨愈合受损相关,但鲁本发表的研究表明,辉瑞公司的塞来昔布等 COX-2 抑制剂是有益的。默克公司的维奥克斯是一种特殊的 COX-2 抑制剂,鲁本认为它安全有效,但已造成近 3500 人死亡。 [15] 并且由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增加,于 2004 年被召回。塞来昔布也被认为会带来心脏事件的风险;但是,鲁本在他的论文中淡化了这些负面副作用。 [16] 一直在进行研究以确定鲁本研究推荐的药物的长期影响。 [17] [18] [19] 用《麻醉与镇痛》杂志主编史蒂文·沙弗的话来说,“我们谈论的是全世界数百万患者,他们的术后疼痛管理受到鲁本博士的研究结果的影响。” [20]
鲁本的造假行为也造成了经济影响。据保罗·怀特说,根据鲁本的研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COX-2 抑制剂被售出。 [21]
麻醉学领域
[edit | edit source]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 (UPMC) 区域麻醉和急性介入围手术期疼痛科主任雅克·舍利博士表示,鲁本使多模式镇痛“在许多我们使用的药物方面陷入混乱”——尤其是塞来昔布和普瑞巴林。“人们建立其方案的基础的大部分内容都不复存在了。” [22] 史蒂文·沙弗对鲁本的欺诈行为对麻醉学领域的影响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理解方面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23] 由于鲁本的工作对麻醉学的开展方式有重大影响,他的发现完全是伪造的这一揭示意味着麻醉学实践一直建立在毫无根据的主张的基础上。这在麻醉学的开展方式以及麻醉学研究人员如何前进方面造成了不确定性和不信任。
鲁本的研究造假体现了循环报道的现象,即看似由多个可信来源证实的信息实际上是从一个原始来源传播而来,而这个原始来源往往做出毫无根据的断言。在循环报道中,由于未能核实原始来源的有效性以及缺乏对信息来源的意识,导致了虚假信息的传播。例如,韩国膝关节学会 (KK Society) 利用鲁本被撤回的论文制定了全膝关节置换术中疼痛管理的指南。韩国膝关节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术前口服 COX-2 抑制剂可以缓解疼痛,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及其相关并发症,并提高患者满意度。此外,COX-2 抑制剂在术后疼痛管理中的疗效已得到充分证实。”[24] COX-2 抑制剂“得到充分证实”的说法主要依赖于鲁本的欺诈性主张以及引用了鲁本伪造数据的其他人。
《科学与工程伦理》杂志进行的研究表明,“即使在论文撤回 5 年后,鲁本近一半的文章仍在被引用,并且只有四分之一的引用中正确提到了撤回情况。”[25] **斯科特·鲁本案例中循环报道的现象再次表明,了解信息来源并追溯信息到原始来源至关重要。专业人士必须定期进行事实核查。**
早在 1999 年,鲁本就与制药公司(特别是辉瑞和默克)签署了合同,以获取其研究经费。[26] 辉瑞和默克声称不知道鲁本的欺诈行为,并被裁定无罪;然而,斯科特·鲁本案例凸显了利益冲突带来的风险。因此,在出版物和演示中披露利益冲突现已成为标准做法。报告显示,即使没有故意误导,当涉及行业资金时,也会存在有利于有利结果的偏见。[27] **为了避免受到偏见的影响,专业人士必须评估所涉及的利益以及利益冲突如何扭曲看待信息和情况的视角。**
研究人员的目标是揭示世界的新真相。因此,他们有义务诚实和维护研究过程的完整性。未能履行此义务会导致他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鲁本的案例中,他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并支持他正在研究的药物而冒险危害数十亿人的健康。
[1] Borrell, B. 和 Borrell, B. (2009 年 3 月 10 日)。一个医学界的麦道夫:麻醉师在 21 项研究中伪造数据。2018 年 5 月 5 日检索自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medical-madoff-anesthestesiologist-faked-data/
[2] Gorski, D. (2009 年 3 月 16 日)。当欺诈破坏循证医学时。2018 年 5 月 5 日检索自 https://sciencebasedmedicine.org/when-fraud-undermines-science-based-medicine/
[3] Harris, G. (2009 年 3 月 10 日)。医院称医生关于疼痛研究的数据是伪造的。《纽约时报》。检索自 https://www.nytimes.com/2009/03/11/health/research/11pain.html
[4] Ortiz, C. (2010 年 1 月 14 日)。美国诉斯科特·鲁本案。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检索自 http://i.bnet.com/blogs/reuben-information.pdf